但是张之洞反对维新派更为激进的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他十分反感维新

但是，张之洞反对维新派更为激进的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他十分反感维新派人士对于封建纲常礼教的批评，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教，礼政之本原，人禽之大防”。他强调：“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他既指责守旧者因噎废食而不知通，又指责维新者歧多亡羊而不知本，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又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张之洞所称的“中学”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学问，而其核心则是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制度和等级制度，抵制维新派所倡导的民权主义和男女平等的主张。在《劝学篇·明纲》之中，张之洞明确表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由此不难看出：张之洞所倡导的“中学”，与康梁旨在济世匡物的经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维新派人士给予了坚决的反驳。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谈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时，认为这种观点言之未必成理。若“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他指出：体用系即一物而言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对于洋务派的政本艺末之说，严复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那完全是颠倒错乱的言论，他认为：所谓的西艺，如名、数、质、量，完全是一种科学，西政之善正是因为建立在这种科学的原理之上。“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西政西艺皆富强之实资。严复认为：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相违背的原因。因此，他强调：“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对于张之洞的教育中西主辅之说，严复认为：假若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则无异取骥之蹄以附牛之项领，责之千里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从而废之。严复倡言科学的精神，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两用”说和“政本艺末”说，说明维新派倡导的改良主义教育，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贯穿了科学的精神。因此，改良主义教育无疑是清末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最富于活力和进取意识的力量。

改良主义教育的实施及其后果

早在年，康有为就开始接触西方学术和酝酿改良主义思想，并发愿拯救民生之艰难，以经营天下为志；此后又游历香港、上海，广泛收集阅读西学之书，“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年，康有为首次上书清廷，上书遭阻之后，决意深入研究变法理论，并意欲通过讲学活动培养变法骨干，宣传变法思想、扩大影响。年，康有为移居广州云衢书屋，次年应弟子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设讲席，揭开了改良主义教育实践的序幕。

据梁启超《万木草堂回忆》记载：康有为讲学的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西学、史学为用。康氏讲经主今文经学、斥古文为刘歆伪造，他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年初刊）、《孔子改制考》（年始纂），就是在这一时期着手编纂并刊印的。这些著作借孔子之名为维新变法主张正名，并用改良主义思想重新解释儒家学说，将今文经学与改良主义结合起来，以倡行托古改制的主张。康氏讲学虽有所主，而又不拘于一域，他博论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两宋政治，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证明。尤令学生感兴趣的是康有为的“学术源流”一课，其内容是将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宋学术之源流派别，列举纲要、溯其衍变分脉，内容广博，涉及语言、文学、艺术、宗学、哲学等诸多领域。万木草堂还提倡以读书自学及做笔记为主要学习方法，学生除读《公羊传》、《春秋繁露》等中国古书之外，还广泛阅读西洋诸书，如江南制造局有关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著，容闳、严复等人的译著及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的译本。除此之外，学生每人还备有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于功课簿上，每半月呈缴一次。康有为治学严谨，热心教诲，每见学生一条简短疑问，必报以长篇批答。学生读书问学之余，还仿书院良法，参预编书，群策群力，相与论习，像《孔子改制考》这样的名著，便是在一二十个同学的协助下完稿的。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为万木草堂制定了“勉强为学，务在逆于常纬”的宗旨，他倡言破积习、通变化，“浩然而博，矫然而异，务逆于常”，将维新变法的精神灿然著于章程，感召和影响了一批后起的志士仁人，不仅为维新变法造就了有用的人材，而且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在康有为的感召下，万木草堂变成了新学的重镇，一大批士子慕名投奔其门，至年冬草堂迁至府学堂仰高祠时，学生已达多人。

年春，康梁赴京会试。草堂于八月被禁，《新学伪经考》也被毁版，康有为遂应门人龙泽厚的邀请到广西桂林风洞山景风阁讲学，并著《桂学答问》，诋击古文经学，倡言孔子改制，主张博通圣道王制及古今中外学术，并列西学书目，供弟子肄习，维新变法思想较万木草堂讲学时期更为恢张。

康有为在粤、桂两地的讲学活动，为其后改良主义教育的进一步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开创了良好的先例，并加强了改良主义教育的实践基础；康氏所倡导的博通中外古今、维新求变的思想，也无疑向腐朽闭塞的旧教育世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仅使康门弟子受其教而懔然怵惕，也引起了朝廷中一批较开明的官员的注意，这为改良主义教育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康有为的激进言论，也引起了朝野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他的学说被斥为异端邪说，“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以致康有为著作被毁，学会遭禁，这也意味着改良主义教育的实施过程，将是十分艰难的。

年之后，改良主义教育实施以全国各地学会、报刊的创办及湖南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为主要内容。年月，康有为联合十八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请愿上书。此后，康有为在殿试策及朝考卷中又备述变法图强之道，并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他的主张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并得到光绪皇帝及帝党首领翁同和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