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想得很复杂，这缘于多年来他耳濡目染的内阁混斗，还缘于他和高拱的密切关系。出任吏部尚书，就是投靠张居正。高拱的势力在中央政府仍很牢固，再起波澜是必然的，他不想在最后的岁月中卷入波澜，晚节不保。

张居正知道杨博会把问题想得复杂，但他确信杨博肯定会出山，因为杨博是个肯担当的人。果然，两天后，杨博就主动来找张居正，向张居正和帝国献上忠心。

杨博走马上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的职位就空了出来。张居正心中有三个人选：前任蓟辽总督老将谭纶、前任三边总督王之诰、同张居正关系异常密切的宣大总督王崇古。

他心中有了人选后，去征求杨博的意见。杨博受宠若惊，动了最大心思分析这三人的优劣。他说：“王之诰有军事才能，但只是将才，兵部尚书恐怕做不来。谭纶文武全才，善识人用人，胸中有丘壑，应是最佳人选。不过王崇古也不赖，俺答汗封贡时，他和您合作无间。”

张居正微微点了点头，说：“王崇古身负重任，边境离了他，俺答汗封贡的事业将无法进行。我看，兵部尚书就让谭纶来做吧。”杨博对张居正的安排没有异议。

张居正此时表现出了高明政治家的智慧。他担心王崇古会有想法，所以去信说：“当今世上再也没人能和你相提并论，因为俺答汗封贡一事从头到尾，你都参与，并且巩固得很好，那里不能没有你。”

王崇古对张居正的器重感激涕零，回信说：“全听您的安排。”

兵部尚书人选确定后，张居正又把目光瞄向内阁。

高仪死后，内阁只剩张居正一人。张居正面临着和老师徐阶当初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必须要补人进来。补大学士很有门道，要么是皇帝的老师，要么就是当时资望最高的人。朱翊钧年纪还小，虽有老师，但都很年轻，还没进内阁的资格。资望最好的人，当属杨博。问题是，杨博已是吏部尚书，如果再让他入阁，那权力就太大了。

张居正巧妙地绕开杨博，推举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和当年的李春芳一样，与世无争，脾气极好，没有野心。张居正要独裁，吕调阳这种忠厚老实的长者是最佳伙伴。

吕调阳开始时死活不同意进内阁，他知道张居正不是善茬，伴张居正和伴老虎区别不大。但张居正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而是向他下达了命令。按他的性格，不可能违抗，只好唉声叹气地走进了内阁。

吕调阳从礼部尚书任上离开，张居正要陆树声补上。陆树声狷介耿直，在任何职位上都尽心尽职，张居正请他出任礼部尚书，足可见张居正的公心。

吏部和礼部换人后，张居正又把户部和刑部尚书换掉。由财政专家王国光出任户部尚书，王之诰出任刑部尚书。至于工部尚书朱衡，张居正认为其成绩和操守都不错，于是留任。同时留任的还有廉洁奉公的左都御史葛守礼。

中枢机构大换血就此完成。仍然忠诚于高拱的那群言官感觉黑云压城，他们惶惶不安起来，常常坐到一起商议对策。如你所知，没有领导时，他们就是群无头苍蝇，只会嗡嗡，绝拿不出有效的行动来。

张居正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一把中枢调整完毕，就向他们举起了棍棒——京察。

杨博大力支持张居正，两人通过京察把一大批言官罢黜。张居正毫不留情地铲除这些官场蛆虫，就如同铲除院子里的臭狗屎一般。

有人曾提醒张居正，这群言官中也有能人，不能一竿子划拉一船人。张居正说：“时间紧迫，没有时间去察看谁行谁不行，他们遇上我只能算他们倒霉。只要江山社稷不倒霉，冤枉几个人算什么？!”

这就有些霸道了，甚至有违圣人的教诲，圣人不是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张居正说：“说这话的人绝对不是身当大任的人，否则他不会说出这种废话来!”接着，他就说出了那句名言，“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杨博从政几十年，从未见过任何皇帝、首辅有张居正这样的手腕和速度。在他眼中，张居正永远都是成竹在胸，要么不言，言必有中。一言既出，立即付诸行动，绝没有多余的废话。和张居正才合作半个月，杨博明显感觉到精力跟不上张居正了。

但张居正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跟着他做事，虽然劳心劳力，却乐不可支。杨博曾琢磨很久，也和同僚们探讨过，仍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