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后人褒贬不一。但作为清末同治中兴第一功臣，中国近代化之先驱，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则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做人和学问上，同样备受后人褒扬，钱穆先生就赞誉他“做人学问并重”。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清史稿·曾国藩传》描述他“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他自幼跟随父亲读书，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此后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在京城做了十多年的文官。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忧在家，接旨奉命办理湖南团练；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此后以兵部侍郎、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等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指挥湘军战斗。同治三年（1864），曾国荃率湘军攻克天京，曾国藩因功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同治七年（1868），补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受命处理“天津教案”，后再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
曾国藩青年时开始研读“二十三史”，“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在京为官期间，他跟从唐鉴、倭仁等人学习程朱理学，对儒学各派兼收并蓄，吸收诸子百家之长，转益多师，杂糅一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他和湘军将领一起刊刻了《船山遗书》，将王船山的思想发扬光大，使“湖湘文化”甚至“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得以传承。他一反姚鼐“轻视汉学”的思想，注重汉学和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对古文尤其喜爱，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并重的学术主张。在家书中，他谦称：“吾阅读理书时，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而这正是做学问之道。《清史稿·曾国藩传》评价他说：“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
这种兼容并包，直接影响到他的“事功”。“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其治军行政，务求踏实。”他带领湘军行军打仗，实行稳扎稳打的作战方式，湘军每到一处先扎营挖沟，“以静制动”“自固为本”。曾国藩自己曾经总结：“十馀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他知人善任，组建湘军后，奖掖后进，提拔了一大批对中国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处理政务，“持大体，规全势”，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应有的胸襟和眼光。国势日危之际，他主张购置西方轮船机械，并开启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他建议派留学生去西方学习深造，倡议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这些泽被后世的举措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意义重大。
曾国藩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所追求的“三不朽”事业。他做人“躬自实行”，严于律己，恪守“起早”二字，并终其一生以贯之。制定“课程十二条”，时时自省，“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有恒”。苏轼有言：“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曾国藩当属后者。蒋介石也十分赞赏他这种“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沉毅，认为“这是曾氏的伟大，也是他成功的要诀”。梁启超曾盛赞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然而，由于北上剿捻的失败、处理天津教案事件的不力，晚年的曾国藩招致朝野上下非议，他遗憾颇多，郁郁寡欢，兼以多年战争的摧残，很快就精衰力竭了。
曾国藩逝世后，光绪二年（1876），由光绪帝亲自下诏，曾国藩的门人李瀚章编纂、李鸿章校勘，编刻了传忠书局版的《曾文正公全集》。该全集的参校人员达到三十三位，其中包括李宗羲、彭玉麟、沈葆桢、丁日昌、刘秉璋、俞樾、李元度、郭崑焘、薛福成、梅启照、吴汝纶、黎庶昌、王闿运等，这些人物大都是曾国藩的门徒或朋友，与其关系密切，深得其精神要旨。这一版本因编校团队阵容强大、声望显著，编辑严谨、点校精妙而流传甚广。湖南长沙传忠书局是一家“绅办官助书局”，当时专为刊刻《曾文正公全集》而开办，也因刊刻《曾文正公全集》而闻名于世。《曾文正公全集》刊刻完成后，传忠书局又延续了十四年之久，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由于业务减少而被合并。
《曾文正公全集》包含《首卷》一卷、《奏稿》三十卷、《十八家诗钞》二十八卷、《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经史百家简编》两卷、《鸣原堂论文》两卷、《诗集》四卷、《文集》四卷、《书札》三十三卷、《批牍》六卷、《杂著》四卷、《求阙斋读书录》十卷、《求阙斋日记类钞》两卷、《年谱》十二卷：
（一）《首卷》包含《上谕》《谕赐祭文》《御制碑文》《国史本传》《神道碑》《墓志铭》等。在《上谕》中，清廷盖棺定论，评价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国史本传》详述了曾国藩从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进京为官到同治十一年（1872）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的功绩，认为他“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忠诚克效，功德在民”。
（二）《奏稿》为曾国藩向皇帝所奏陈的折子。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的“遵义大礼疏”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的“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行销折”止，内容涵盖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北上剿捻、处理天津教案事件以及各项章程奏疏等。奏稿所陈叙事详尽，细节处动人心魄，颇有画面感。“其佳篇传播人间，士大夫多能举其词”。
（三）《十八家诗钞》是曾国藩编辑的古代诗歌选集。遴选魏晋南北朝的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六家，唐代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八家，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金代元好问一家，共十八家，收录古、近体诗六千五百九十九首，并对一些诗作做了圈点批注。
（四）《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与之前吴楚材、吴调侯叔侄选编的《古文观止》比，此选本更能体现选编者的学术主张；与姚鼐主编的《古文辞类篡》相比，此选本更能体现曾国藩对经史类文章的重视。《经史百家杂钞》在晚清和民国时风行海内，影响极大，被毛泽东称为“最佳国学入门书”。
（五）《经史百家简编》是《经史百家杂钞》的精简版。曾国藩在序目中有言：“咸丰十年，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以诒沅甫。”又称：“兹别选简本，仅得四十八首，以备朝夕吟诵，约而易守。”是曾国藩为方便自己及弟弟们读诵而精选的文本。全书继续沿用《经史百家杂钞》的分类方式，其中韩愈的文章占了全书的1/4，足见曾国藩对韩愈文章的推崇，“研穷经文，尤好昌黎韩氏之文”。
（六）《鸣原堂论文》是曾国藩选编的汉唐以来的名臣奏疏，共十七篇。曾国藩感于“久困兵间”，弟弟们雪中送炭，皆因“急难而来”。这种兄弟情深，特别像鹡鸰鸟一只离群其馀皆鸣的情形，故取《诗经》中《常棣》和《小宛》两诗“鹡鸰”之旨，名其堂为“鸣原堂”，以感念“打仗亲兄弟”的手足之情，并拟定为奏疏辑本的名称。曾国藩对所选奏疏加以“细批详评”“论述义法”，期望曾国华和曾国荃两位弟弟能领悟和掌握撰写奏疏的要旨。
（七）《诗集》即曾国藩自己的诗歌集。分四卷，每卷之前标明了诗歌创作的起止年代。曾国藩所作大多为古体诗和律诗，极少绝句。语言自然朴拙，重在叙事。如：“荷花夏如海，当春垂万柳。”“寥落音书阔，多疑驿使差。”
（八）《文集》主要是曾国藩写给同僚的祝寿序文或墓志铭等。或情感真挚，或文字质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