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活的时代重农抑商，提倡礼义节欲。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商人唯利是图，赚了钱，盘剥农人，引导人们放弃农耕，是社会的大害。战国时韩非称工商之民为国家蛀虫之一，要实行专政。汉朝建立，规定商人不得穿绸缎好衣，不得坐马拉轿车，不能做官，加倍交纳人头税，首先应征履行徭役义务。司马迁认为工商之民，智仁勇强，他们流通货物，满足人民的欲望，发展了生产，不害于政，不防百姓，为什么要压制他们呢？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的社会分工都是人们的衣食之源，要富国强兵，必须农工商虞并重，广开生产之源。这是显明的道理，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任何人不能阻挡。司马迁没有在此停步，他从人性根本立论，认为人的耳目口鼻头五官表现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社会发展之势、人俗变迁之理，是任何清心寡欲的妙论都不能改变的。人性欲财，不分贵贱，天子王侯与庶民百姓都一样，所以无论生产增财，还是工商赚钱，都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这无须政教来发动，人们趋之若鹜，如同水之归下一样，孜孜以求，这难道不是天生本性的证明吗？

逐利求富，既是人之所欲，是天生的共性，就不是邪恶。司马迁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用那支犀利的笔，饱蘸浓墨，淋漓酣畅地描绘了一幅社会的逐利图。“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贵人，“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都为的是“归于富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廉吏久，久更富”。至于“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之人，不分贵贱，无论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匹夫编户之民，统统纳入了求利的轨道，彻底打破了当时儒家宣扬的纲常名分和君子小人的界限，表明追求财富就是人的共性。“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所以司马迁用“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句话对人性作了总结。

司马迁如果仅仅指出人性欲财，那就算不上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没有超出先秦诸子前辈思想家的水平。司马迁的杰出，就在于他跨出了人性之争的思辩哲学，而进入生产领域做实地考察，不仅看到了社会人群逐利，而且更洞察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自然之理，认识到人欲是动力，因为人欲对物质的需求，推动了社会分工，推动了社会进步。总之，生产领域中的农工商虞的分工，流通领域中的物价波动，都不是人为政教期会设制的，而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符合于“道”的运动规律。恩格斯说：“自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们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司马迁的思想境界已经接近了这一理论的高度。

太史公自序

本篇选自《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是《史记》一书的总序，《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故称《太史公自序》。《自序》概述了司马氏世系、家学渊源、《史记》成书经过、著述动机和全书意旨，是一篇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的自传自注体论文。《自序》对于我们研究《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和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极其重要的资料。

自序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七个段落。第一部分司马迁传略，有六个段落：（一）司马迁的家世；（二）司马氏父子论《六家要旨》；（三）司马迁二十壮游；（四）司马迁受父遗命；（五）司马迁答壶遂问论“史记写作宗旨”；（六）司马迁发愤著书。第二部分史记序目，为一个段落，是对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内容提要。这里选录了（一）、（三）、（四）、（六）四个部分，分为四段，略见其大旨，与全书呼应。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10)。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11)。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12)。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13)，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14)，葬于华池(15)。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16)，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17)。诸侯之相王(18)，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19)。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20)，卒，皆葬高门(21)，喜生谈，谈为太史公(22)。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23)。

迁生龙门(24)，耕牧河山之阳(25)。年十岁则诵古文(26)。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27)，窥九疑(28)，浮于沅、湘(29)；北涉汶、泗(30)，讲业齐鲁之都(31)，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32)；厄困鄱、薛、彭城(33)，过梁、楚以归(34)。于是迁仕为郎中(35)。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36)，还报命(37)。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38)，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39)。今天子接千岁之统(40)，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41)。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42)。幽厉之后(43)，王道缺(44)，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45)。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46)，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47)，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48)，?史记石室金匮之书(49)。五年而当太初元年(50)，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51)，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52)：“先人有言(53)：‘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54)，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55)，幽于缧绁(56)。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孔子膑脚(57)，而论兵法；不韦迁蜀(58)，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59)。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60)。

太史公曰(61)：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62)，百三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