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先生是诗人，他早年在新诗坛有过重要的影响，因此他对新诗的创作发展是非常关心的。朱先生说他：“在历史里吟味诗，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要创造的是崭新时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他自己很早就表示过要创造出这样一种理想的新诗：“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又尽量的吸取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的宁馨儿。”

唐诗既然是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典型的地方色彩，为了将来的新诗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研究唐诗，向它吸取营养和创作借鉴，那是很自然的。中国当前的新诗，正处于拓荒创业阶段，一方面需要敢于破旧，一方面又要勇于创新。因此，先生研究唐诗对于初唐诗和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开辟出新路的诗人，论述特别用力。在发表仅有的五篇论文中，初唐诗就占了四篇（孟浩然属于初盛之间的诗人）。讲课时，对陈子昂和孟郊等人尤为推重。论文中他对那“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四杰”），作了不少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他们是对初唐类书诗和宫体诗作战的同一阵营的战友，各自在不同方面向旧营垒勇敢进击，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他们的成就和任务却有所不同。

闻先生分析说：“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按指王杨以“完全成熟了的五律”完成了“唐诗最主要的形式”），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寄予点同情。”他向失败的英雄们寄予同情，不正是对新诗的创作者提出要敢于破旧的暗示吗？讲到唐诗开创新局面的时候，在前期他把孟浩然、陈子昂、张若虚三位诗人看成是盛唐初期“诗坛的清道者”，否定了王船山贬抑子昂诗“似诵狱词，五古自此而亡”的偏激之论，说“我却认为他这种非古又非诗的古诗作风，正是他独到而难得的创造”。

在后期他特别赞赏孟郊，把孟郊地位放在白居易之上，因为“白居易仅喊喊口号而已，除《新乐府》之外，其他作品跟人生关系也不多，他的成就是‘感伤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和‘闲适诗’，而不是社会诗。只有孟郊是始终走着文学与人生合一的大路”。“他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继承杜甫的写实精神，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所以他的诗“是那么紧紧扣人心弦，即使让人读了感到不快，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展开的是一个充满不平又是活生生地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使读者想到自己该怎么办”。如果把这些褒美陈子昂和孟郊的话，对照先生后来所倡导新诗创新的议论，意向就很鲜明了。他说：“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而转眼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

先生借鉴唐诗，鼓励后进诗人要勇于创新的恳挚用心，同我们今天所说“古为今用”的精神是多么难得的巧合！

四、根据文化传统揭示唐诗的民族特色

朱先生过去在一篇文章里，曾称闻先生是抗战以前“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闻先生自己在论文或讲课中也提出过新诗要“保存它的地方色彩”和“中国诗是世界文学的最高造诣”等看法，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也贯串在整个唐诗研究中，那就是立足于祖国优质的文化传统来揭示唐诗的民族特色。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以诗表现人格。他说：“西洋人不大计较诗人的人格，如果他有诗，对诗有大贡献，反足以掩护作者的疵病，使他获得社会的原谅。他们又有职业作家，认为一篇文学创作可与科学发明相等。”可是在中国，“自从先秦士大夫发表了他们修养超人境界的议论以后，在我国人思想中便逐渐形成了理想完美人格的概念与标准，并且认为只要照着圣贤所指示的理想去做人，即令无诗，也算有诗了”。“自魏晋开始，就有人以人格来造诗境，要求谈吐必合于诗，然后以人格渗透笔底，如王右军的字即足以表现其为人，他的人格存在于他的字迹中……魏晋人只做到把人格表现在字中，至于把它体现在复杂的诗中则不十分成功。陶渊明在这方面的成就算是突出的，但又超出时代风气太远，不能引起当代人的重视和发生广泛影响。六朝人忽视人格之美，世风因以堕落，直到唐初，诗的艺术很少进步。盛唐时代社会环境变了，人们复活了追求人格美的风气，于是这时期诗人的作品都能活现其人格。他们的人格是否赶得上魏晋人那样美固然难说，但以诗表现人格的作风却比魏晋人进步得多。”

（二）以诗作为娱情遣兴的工具。他发现盛唐、中唐诗的某些流派作家，“这些人都是在人心境中和闲暇时写诗，读了可使人精神清新舒畅，起到调理性情、静赏自然的功效。这也是中国对诗的传统看法。因此，在中国便没有作诗的职业专家。就整个文化来说，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人们认为大诗人是向大自然求真理，以出汗的态度、积极的精神写诗，而一般诗人则是享受自然，随意欣赏，写成诗句，娱己娱人”。代表这一特点的是“为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的诗人王维，并说“他的长处短处都在这里”。很显然，先生赞赏的是以诗表现人格这一特色。不信，试看他怎样评价王维、李白、杜甫三大诗人便可了然。